一、中等收入陷阱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不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发展阶段发展战略转型失败的结果。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其基本涵义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转向中等收入的发展路径，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状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现象及其实质

从世界范围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典型的有日本、韩国等经济体。1972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二战结束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55美元，到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仅用了8年。他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最根本的是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实现了从主要模仿他国到自主创新的转换，同时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为经济转型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1、发展模式转换滞后

拉美地区有许多国家，虽然经过了20年至30年努力，经济有了一定增长，但始终没有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实现持续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发展模式转换滞后，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和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基础地位薄弱、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可以概括为转型陷阱。一是，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工业化的成功，是一个由非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的循环过程。随着工业化进程深入，需要率先发展部门逐步带动其他部门平衡增长。一方面，拉美国家过度依赖进口替代战略，长期将国内工业生产和国际市场隔离，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结构持续恶化，这是导致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化，城市化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支撑，随着农村居民大量盲目涌入城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收入问题及社会保障问题凸显出来。二是，缺少创新驱动，不能有效克服技术创新的瓶颈制约。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完善产业体系并保持开放性，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是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也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拉美国家由于市场小、规模不足、产业体系不完备以及创新投入少，经济发展缺少自主技术创新，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苏联东欧地区长期处于世界冷战的东西方两级对峙中，系统开放性不够，缺少世界范围的技术创新竞争和交流，影响了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形成，导致缺乏增长潜力。三是，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内需萎缩，使粗放的增长方式和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改善。

2、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

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实施全面市场化，在工业化进程中重视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和管理体系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建设，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经常发生的社会危机，严重冲击工业化进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以概括为社会建设滞后陷阱。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长期过分依赖商业保险和个人储蓄。这虽然减轻了政府负担和压力，但使得穷人和社会下层民众生活更加艰难。在这种体制下，养老金、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更多取决于参保人的收入水平和个人市场投资的回报额，这当然对富人有利，而社会下层失业者、待业者和低收入者则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大门之外。

3、宏观经济管理失当

拉美地区那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深的国家，普遍迷信市场，缺少科学正确的宏观管理政策，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现代化进程中断，可以概括为宏观政策失当型。这些国家的政府为避免下台，不得不出台对大企业和富有阶层有利的财税政策，以缓解资金外逃、支撑经济景气。同时，为缓解财政赤字，增加生产性、福利性投入，不得不开足印钞机，增加流动性，结果导致通胀严重。还有的国家为了摆脱财政困境，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大量举借外债。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

4、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处理不当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有一种是由于在发展中重视了效率、忽视了社会公平，导致社会动荡，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可以概括为社会动荡型陷阱。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由于就业不足，贫富悬殊，社会分化严重，加之寻租和腐败现象蔓延，引发剧烈社会动荡，甚至导致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城市各行业和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存在着增长性贫困。美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本世纪初，拉美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实际收入已退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贫困人口陡增了2000多万人，总数达到2.27亿，占总人口的44%其中赤贫人口约一个亿，占总人口将近20%。经济失衡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加剧、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缺乏连续性、有效性。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恶化，贪污腐败严重，也严重恶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可见，没有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是拉美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三、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启示

（一）必须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需和投资的依赖

在外部需求增速放缓情况下，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增强本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是避免陷入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拉美国家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国内市场空间狭小，规模经济优势得不到发挥，缺乏国家竞争力，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这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和借鉴的。进入新世纪，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内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协调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需求结构普遍调整，外部需求扩张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通过国际市场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空间缩小，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难以为继。我国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14830亿元，到2013年为234380亿元，每年增长幅度都超过11%，说明我们扩大内需的政策发挥了作用，这是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重要经验。我们要重视国际发展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加快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继续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现代化健康发展保持持续动力。

（二）必须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依赖。国际经验表明，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举措。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更深刻暴露了我国产业结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工业比重过高且附加值低，服务业发展滞后，许多产业产能过剩；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生产性服务环节发展滞后；高技术产业基本上集中在价值链低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局面难以为继。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国际发展经验教训，在保持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加快推进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在新兴产业领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三）必须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

国际经验表明，在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长远之策。拉美国家由于市场狭小、规模不足、研发投入少、缺乏有利于创新的产业体系，同时对于外部资金和技术高度依赖，阻碍了技术进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高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局面难以为继。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国际发展经验教训，加快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通过创新驱动，培育和确立新的竞争优势。

（四）必须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要素高强度投入的依赖

国际经验表明，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情况下，如何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新世纪，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国际责任增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我们要重视国际发展大趋势，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过程，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五）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和稳定

在经济快速发展、体制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更加复杂、思想更加多元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调整已经形成的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缩小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拉美地区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伴随而来的收入分配、城乡、地区差距扩大处理不当，引发社会关系紧张甚至社会动荡，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正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矛盾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城乡区域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难以为继。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借鉴国际发展经验教训，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藩篱，加快推进收入分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关键领域改革，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

四、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主要挑战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难以为继

（三）创新驱动滞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难度加大

（五）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统筹国内国际发展难度加大

五、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对策

（一）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1、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

这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社会基础。根据社科院社会所的研究，目前我国社会中间层只占人口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等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这样的社会结构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环节，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应该成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着眼点和切入口。初次分配要把握住劳动者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个原则。劳动力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要素之间合理分配的问题。所以，初次分配领域也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企业才能在竞争中得以发展，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支撑职工工资不断增长。只有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增长，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持续稳定，激发职工劳动热情和创新精神，引导职工和未来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

2、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和生活保障水平差距

这是保持社会公平正义、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在再分配领域，政府有责任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税收制度要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和合理调节高收入。应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和财产税制度，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此外，一些企业高管报酬形成机制不健全，管理者与职工工资差距过大。这种状况不仅要靠再分配调节，也需要在资源分配和初次分配领域，通过改革予以调整。

3、积极发展慈善事业

这对于改善收入分配、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应把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形成政府支持、社会举办、公众参与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体系。关键是完善慈善捐款政策法规和免税机制，建立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财政、彩票公益金等国家投入机制，规范慈善行业服务监管制度，建设规范有序的慈善信息网络公共服务平台。在全社会倡导团结互助、和衷共济、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风尚。

（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1、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通常来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是同步的。但是，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等因素制约，城镇人口正常增加受到严重限制，造成城市面积增长超前于人口增长，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6.8%，城市人口增长仅为3.7%。目前这一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应区分各类城市情况，挖掘城市发展潜力，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改革和城镇落户政策与就业岗位等资源相协调，均衡中小城镇与大城市、特大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要重视整合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进城农民市民化提供生产生活保障。

2、加快培育中小城市

目前，全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和50～100万人口的较大城市大约140多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规模城市230多个，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280多个，小城镇的建制镇1.9万多个。从城市形态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资源过于集中，中小城市集聚人口数量偏少，增加人口规模尚有巨大潜力，应该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要合理规划城市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中小城市经济支撑能力和发展县域经济，充分发挥中小城市的就业和居住潜力。

3、加强和改进大城市人口管理

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资源有限，原则上只能走紧凑型城市化道路。但是，1981～2008年，全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平均由每平方公里1.9万人下降到1万人，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紧凑度相应降低。另一方面，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人口又过于密集。因此，需要在稳定100万人以上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超大城市规模的同时，充分挖掘50～100万人规模城市人口扩张潜力。同时，重视城市群之间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三）以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为抓手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1、我国产业结构性矛盾及其解决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比重大幅度下降。今后促进产业形成合理格局的任务，主要是促进三次产业更加协调，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到10%以下；第三产业要以快于第二产业的速度发展，实现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第二产业则要加快其产业优化和升级，保持和提高竞争力。目前，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农业基础薄弱，耕地保护面临很大挑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强，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制造业大而不强，产能低水平过剩、集约化程度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另外，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而且不利于缓解就业状况，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整体竞争力不强。

2、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农业比重继续下降要建立在生产方式现代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在非农化和城镇化加快时期，农业基础性支撑作用尤其重要。随着城镇化深入，要使留在农业中的劳动者获得合理务农收益，才能形成长效农业投入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务农。因此，要从几个方面创造条件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夯实农业生产基础。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要逐步提高政府投入，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要将农业置于基础性产业地位，给予政策扶持，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财政支出总量、增量、增幅和比重均有提高。要努力形成农业依靠市场激励发展的自生能力。

3、加快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政策引导，改造提升制造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使高科技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规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显著提高。制造业要在产业升级和转移中，实现比重相对下降。加快企业技术改造，通过完善税制、择优实行技改贴息等手段，推动制造业企业装备能力和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科技发展趋势、立足自主创新和比较优势等原则，抓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支持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提升工业核心竞争力。

4、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加快服务业发展是扩大内需、促进节能减排降耗的迫切要求，也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与劳动报酬占比高的农业部门比重下降有关，是阶段性现象。把劳动报酬占比小的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劳动报酬占比高的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效果。我国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任务，是在工业化较高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开放和信息化基础上提出的，可以实现一个大的跨越。在制造业比重较高且面临转型升级迫切要求的条件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传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服务所能提供的巨大空间，大力发展商务服务、现代物流、工程设计等新型服务业态，既扩大服务业比重，又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

5、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创新能力，是提高综合国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的关键举措。目前，我国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从发展阶段看，要求把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的任务更为紧迫；从国情看，经过几十年发展和积累，我国科技创新队伍、科学技术发展、科技技术投入等都已经具备后发优势，有条件从过去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生态红利转向创新思想、制度和改革红利、创新创造驱动红利转变；从国际看，全球进入创新密集时代，科技发明孕育重大突破前夕，国际分工处于调整时期，为我国在创新领域争取更有利的地位提供了契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战略，推动形成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格局。要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要坚持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的差距，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实现不同地区的居民享有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引导人口和经济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聚，保护农业和生态发展空间，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要把西部地区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地区，给予高度重视，尽快取得突破。要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发挥特色产业优势，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

2、注重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3、促进全国经济合理布局

（五）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1、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紧迫性

2、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原则

3、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关键任务

4、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重点工作

（六）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步伐

一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改革，推动政府职能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向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减少行政审批，实现政企分开，从制度上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合理界定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职能与责任的基础上，优化政府结构、行政层级和职能责任，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健全决策机制，加强行政问责制和绩效管理制度。

二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三是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健全要素市场。从根本上理顺投入与产出、投资与消费、生产与分配以及内外部经济平衡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关系，必须加快水、电、油、天然气、矿产、煤炭等资源品价格改革和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建设，健全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通过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土地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均耕地稀缺的国情，以及承包田、宅基地等对于农民生产生活的特殊保障作用，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四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逐步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城镇化导致人口流动性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人员在企业和行业间的转移，耕地补偿和劳动就业中争议现象频发，需要传统的政府职能向社会管理领域延伸，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通过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转变为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各种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加强城乡社区服务、管理和维稳能力建设，健全预防和应对各类公共安全的体系、机制。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3、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

4、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

5、楼继伟：中国经济的未来15年：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比较》，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