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宏1 李惠娟2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2.广州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
摘要：服务业增长的技术动因理论做了系统的整理和归纳，介绍和阐述了国内外关于技术进步与服务业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并指出其局限性。
关键词：服务业；技术；增长。
众多实证检验表明，需求并非决定服务业发展的唯一因素，在服务业发展的中后期，知识服务业成为服务业的主要行业，这时技术因素是服务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因素与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与需求因素相比，技术因素对服务业的作用力有多大？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国外文献
国外的学者对技术进步与服务业的关系的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服务业生产率滞后，导致了服务产品价格和就业人数的不断上涨；第二，关于知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第三，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影响因素。
鲍莫尔和富克斯(Baumol和Fucks)提出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的理论假说，基本观点为：最终需求可能不是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因为实证结果显示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并不明显大于1，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了服务业就业增长较快以及价格弹性较低，而较低的价格弹性又是引起“成本病”的主要诱因。鲍莫尔和富克斯的理论引起了学界很大的兴趣，产生了大量后续的研究。支持该理论的学者有S·Kuznets、H·Chenery、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3)、Saxonhouse(1985)和Leveson(1985)、Nordhaus(2006)、Lee(2005)。具体来说，库兹涅茨(S·Kuznets）、钱纳里(H·Chenery)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讨论了服务业就业比重不断上升，而相对劳动生产率和产值比重不变或趋于下降。Nordhaus(2006)收集了1948—2001年美国各产业的数据，发现美国服务业生产率和实际产出增长缓慢，生产率增长每降低1%，实际产出降低0.75%。较低的生产率导致了服务产品价格上升，即鲍莫尔成本病，同时使服务部门容纳大量的就业，使美国的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倾斜。Lee(2005)运用增长核算法证实了韩国服务业增长率滞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等服务行业生产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3)所使用的是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来分析，他们发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比商品生产率低，不仅单个国家如此，跨国截面数据也是如此。分析结果还显示，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商品生产率与服务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会逐渐扩大，服务业生产率和商品生产率之比与收入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Saxonhouse(1985)和Leveson(1985)分别根据日本和美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鲍默尔一富克斯服务业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基本上支持该假说。对鲍莫尔一富克斯假说提出质疑意见有Griliches、Triplett 和 Bosworth、Riddle等学者，Griliches认为由于服务业的“不可测度性”，使现行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服务增长率被低估，至于真实的服务增长率如何取得，Griliches没有提出相应的对策。Triplett 和 Bosworth(2003)借助日益完善的数据库和先进的统计方法，计算出自1995年后美国22个服务行业中有15个行业的生产率加速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相比，服务业大部分行业的生产率并无滞后，1995年后服务业各行业年均生产率是1973-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的两倍。这个结果可视为对鲍默尔一富克斯服务业假说颠覆性的推翻。Riddle则认为尽管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来看的时候，服务业的生产率低于制造业，但是服务业对社会经济有“黏合剂”作用，它实际上提高了社会经济的生产率，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实证的支持。Banga 和Goldar(2004)用回归方法对服务生和制造业和国民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服务业投入对印度制造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服务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与此同时，还发现美国自1870年以来呈现出的服务业化趋势不仅没有降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反而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并使美国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维克托·R·富克斯(Victor R·Fuchs)在他所著的《服务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服务业就业人数急剧增加的原因有如下三个：一，社会对服务业和服务产品的最终需求增长加快；二，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从制造业企业分离出生产服务业，用于满足制造业的中间需求；三，服务业的人均产值增长较慢，即服务业的劳动力增长速度高于服务业产值增长速度，富克斯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制造业比服务业更多采用机器作业。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4)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他将人类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经济将以服务业为主，具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理论知识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对技术的发展可以进行规划、创造和应用新的“智能”技术。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中，知识、科学和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高，知识服务业将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在1962年，美国经济专家马克卢普在《美国的知识生产和流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知识产业包含了知识服务业。马克卢普测算出，美国的知识产业占GNP的比重在1958年为29%，到1980年提高34%。这个结果印证了丹尼尔·贝尔的理论。
有的学者致力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基本结论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发生变化，而信息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创新则会大大提高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使服务业加快发展。Jow.Navarro 和Jose A·Camacho(2001)DEA方法分析西班牙在1990-2000服务业生产率的变动规律。Hirofumi Fukuyamaet.al(2002)分析了日本银行业在1992-199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结果显示其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2%的速度在下降。笔者认为这一结果与日本当时的低迷经济环境相关。一般认为信息技术、外包、劳动力质量、研发、制度、创新和组织形式等也是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Vivek Arora和Ashok Bhundia(2003)研究了种族隔离对南非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Broadberry(2006)发现1870年以来美国服务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与当时通信和信息处理技术的改善升级、组织结构由高度集权向标准化、高规模、低利润的业务和分级管理转变有关。近年来，随着服务外包的飞速发展，服务外包被认为是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较大的因素。Ten Raa和Wolff(2001)、Amiti和Wei(2006)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服务外包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Grg和Hanley(2003)发现服务外包对1990-1995年爱尔兰电子产业生产率有正向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服务外包对生产率提没有明显促进作用。Girma和Grg(2004)、Turco(2006)也证实了服务外包提高了生产率。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基本上认同技术对服务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服务业的生产率相对第二产业增长缓慢。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这几个方面：第一、围绕鲍默尔一富克斯服务业假说的验证和反驳。以程大中(2003)为代表的学者以中国实际出发，较系统地验证了鲍默尔一富克斯服务业假说，结论显示中国服务业发展与鲍默尔一富克斯服务业假说一致，即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从而导致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相对较快，除了房地产以外，大部分服务部门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这一结果似乎与恩格尔定律相悖。按照恩格尔定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支出所占的份额在下将，服务消费支出所占的份额上升。换而言之，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服务品的需求收入大于1。而鲍默尔一富克斯服务业与程大中分别使用美国数据、中国数据得出美国、中国服务业部门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选择对象和指标不同，恩格尔选取家庭作为研究对象，以家庭服务消费支出作为指标来计算服务产品的需求收入弹；而鲍默尔、富克斯和程大中选取服务部门的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以每个劳动力对服务产品需求作为指标来计算服务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研究对象和指标的迥异，使得相关研究的解释力局限于某些领域。荆林波(2004)认为鲍默尔一富克斯假说可能是失效，原因是鲍默尔对服务业需求的分析过于简单，只分析价格对服务业需求的影响，事实上影响服务业需求的因素除了价格以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个人心理、服务环境等因素。同时没有考虑到服务本身的特点，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因此服务成本应分摊给服务商和消费者。荆林波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服务业中的各个行业，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徐宏毅和陶德馨(2002)认为服务业生产率远低于工业生产率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传统的工业生产率测度方法不适合服务业，测量的误差导致服务业生产率偏低；第二个原因是服务业自身的特点使它不利于采用新的技术，从而生产率低下，并提出了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对策。
第二、研究服务生产率变化与服务业增长的关系。顾乃华（2004）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实证，发现中国1992-2002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偏小，东、中、西部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指出这可能是造成中国服务业“三低”的主要原因。程大中(2003)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提出通过提高服务业生产率来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观点，他还指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服务业增长的驱动力发生了变化，资本—产出比增长率对人均服务业的贡献份额超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是资本增强型，而不是劳动增强型。荆林波、李蕊(2008)与程大中的观点基本一致，他们分析了中国要素投入、资本产出比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特点，指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推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1998年之后)改变为由资本一产出比增长来推动。第三，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测量。郭克莎(1993)根据索洛余值法计算1979-1990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2.58%。徐宏毅和欧阳明德(2004)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计算1992-2002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4.80%。杨向阳、徐翔(2005)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结果表明，1990-2003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12%。第三、对服务业存在“solow”悖论的讨论。梁若冰(2002)分析了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因素，探讨了为什么在计算机利用最为密集的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低于较少使用计算机的传统耐用消费品部门，即服务业存在“solow”悖论的原因。
三、小结
上述研究对服务增长的技术动因研究停留在对其现象的描述上，缺乏实证分析，并未对实证结果进行深入挖掘，同时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有待深化。
在服务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技术因素对服务业发展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贡献和作用机制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需要分阶段来讨论服务业发展的技术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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