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亚明
摘要: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年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这得益于资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以及入世后的出口红利支撑。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未来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以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即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这需要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加强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关键词:创新驱动 资本 人口 出口 产业升级 自主创新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创新驱动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过去三十多年特别是近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实践证明，这种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也是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社会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在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传统增长要素变得稀缺、价格日益上涨，资本回报率下降，环境约束日益加强，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际竞争形式多样以及科技面临新突破的形势下，经济增长须更加注重投入产出效益、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加注重国际国内的平衡，更多依赖基于知识、技术和管理的创新驱动，以此消除长期发展瓶颈、避免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提高经济可持续能力、推动产业由大变强，实现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根本性转变。 [1]
一、中国原有经济驱动力逐渐减弱
从2001年到2011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速度在先期二十年高速发展的前提下，继续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初显疲态，虽经4万亿的大刺激短暂反弹，但从2010年四季度以来，GDP连续七个季度下降，中国经济原有经济驱动力逐渐减弱，支撑经济高增长的三大红利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一）资本红利减弱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中，资本投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0%以上，最近几年已经超过了50%。以名义资本形成来计算，1978年1378亿，2011年达到了22.9万亿，增加了166倍。[2]如果考虑物价的变化，资本形成也增加了29倍，平均每年增长超过10%。然而，资本产出率自2000年来已持续下降，年均降幅达3.3%。从目前趋势上看，未来以资本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本将继续升高，粗放式投资主导的增长难以为继。未来我国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将主要受制于能源资源环境约束、中低端工业产能过剩、基建步伐减缓以及政府主导型投资效率的低下。[3]
（二）人口红利减弱
过去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另一大驱动力来自“人口红利”，即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和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增加。由于50、60年代的高出生率，人口迅速增加。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随着制度的变革释放了出来。随后，70年代末期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出生率骤降，儿童抚养比，即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在过去的35年间不断下降，由1975年的40%降至2010年的20%。而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即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保持稳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快于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增速、总抚养比出现显著下降，由1973年的78%一路下降至2010年的38%。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动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劳动力的增长正明显放缓，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快速增加，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比其他国家来得更早、更快，中国是在人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参考联合国人口预测人口数与蔡昉的研究成果，2013年左右，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结束多年的下降趋势开始回升，人口红利即将消失。[4]因此，过去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已面临着诸多问题：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结构性用工荒不仅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大量出现，而且在内陆省份包括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如四川、河南也面临着用工短缺。对中国来说，传统的劳动力密集产业也面临着转型与升级。
（三）出口红利减弱
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出口一直保持着年均20-30%的高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受到较大冲击，加上2011年开始的欧债危机，我国的对外贸易开始进入低增长时代。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外贸增长均低于10%，全年难以完成“保十”目标。最近三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为负数，过去作为经济增长的一大驱动力已变成了阻力。从目前来看，美国已正在调整其贸易政策，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国内制造业的复苏。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可能将持续较长时间，受此影响，主要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产品消费力度大大减弱，我国出口增速很难再保持前期的高增长。
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作为一个发展大国，中国经济未来还有很大潜力，我们正处于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未来十年，我国经济要逐步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来看，这一阶段相当重要和关键。因为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并没有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是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那就是要使中国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不再人为靠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高投放来支撑经济高增长，不再高度依赖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带动中国的出口高增长。实践也证明，这种靠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和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增长会付出巨大低价，造成经济结构扭曲，最终也会导致经济增长下滑。
保持中国经济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2012年12月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并存的局面，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从而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5]因此，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实现经济的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从而满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达到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
三、加快创新驱动的着力点
（一）扩大消费需求
消费是生产和投资的目的，只有通过最终消费，才能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就是要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带动，特别是转向以消费驱动为主。因此，创新力的孕育必须根植于消费之中。企业必须深入研究消费市场，捕捉市场信息的变化，开发适合市场的产品，这样才能创造和扩大适合市场的供给服务，创新才能找到突破口，创新才能最终产生作用，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3%，正处于加速发展区间，未来十年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新型城镇化绝不同于传统城镇化，传统城镇化主要依靠房地产扩张和固定资产的大量投资，即单纯追求土地规模城镇化和城市面积的拓展，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阻碍了农民顺利进入城市。新型城镇化需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加注重提升城市质量、完善城市功能。而要做到这些，需要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的调整、行政区域调整、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农村社区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因此，创新驱动从更广泛意义上讲不仅指技术创新，也指制度创新。通过大力改革和制度创新，完善相关政策，构建良性发展机制，才能为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
（三）加快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
产业发育状况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步完善。但总的上讲，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还处于竞争弱势地位，其集中体现在：我国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许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但整个产业链条还处于低端环节，在研发、设计、品牌等高端环节主要是国外企业占有。在新兴产业方面发展刚刚起步，即使有些新兴产业比如光伏产业发展较快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但也主要以出口多晶硅等低端产品为主，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受欧洲市场消费减弱的影响，我国的光伏产业几乎全行业亏损。因此，传统的发展模式急需转型。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仅要从需求结构方面进行调整，而且从中长期角度看，更要注重调整供给结构，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主要靠技术进步。一个国家技术进步虽然可以通过学习引进，通过与外资的合作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从长远讲，我国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新兴产业的发育壮大、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以及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品牌的形成，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依靠自主研发，最终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加强自主创新
技术进步可以依靠对外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也可以进行自主创新。实践证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是一个发展大国，近现代历史表明，我国的技术进步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技术上受人控制的局面。真正前沿的基础科研、产业尖端技术都不可能依赖别国，都是引不进来的。因此，我国的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必须加快自主创新。为此，一是着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已提出到2020年要建设成创新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创新型国家的主要衡量指标包括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比重、对外技术依赖程度等，而从这些指标来看，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以研发经费占GDP为例，我国目前这一比重大约在1.8%左右，而“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达到2%。我国需要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增加研发经费，力争“十二五”时期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突破2%，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二是培育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只有企业才能根据市场需要研发产品，只有企业才有追求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不竭动力。要建立有利于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引导和政策调节的作用，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但绝不能代替企业决策和投资。三是着力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和战略要求出发，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统筹部署和协同推进，以创新型区域、创新型城市等试点为载体，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取得新突破。[6]四是加强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科技和教育大国，我国每年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前列，拥有众多世界前沿的科技发明专利，每年高等院校培养了大量人才。但是，我国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的最大障碍是科技和生产严重脱节，许多优秀的科研成果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生产企业各自为陈。因此，我国今后迫切需要改革现有科技体制，以加强产学研的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 魏际刚. 创新驱动发展，决定产业未来的战略选择[N].中国经济时报，2012-11-13.
[2] 于晓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还可保持5%的增速[EB/OL].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12-11-16.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64443.
[3] 连平，周昆平，王宇雯，唐建伟.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与政策选择[N].上海证券报，2012-11-06.
[4] 马强文，任保平.包容性增长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经济可持续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07）.
[5] 李学勇.加快推进自主创新 着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求是，2010（11).
作者简介:邱亚明(1966.6—)，男，汉族，四川省营山县人，中共南充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经济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理论及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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