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资本的稀缺性降低，劳动力稀缺性增强，在新的比较优势下，国家应该扩大对外投资，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对外投资。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实力的日益增强，大规模的对外投资、战略“走出去”已经迫在眉睫，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应该把握历史机遇，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努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的主力军。

关键词：中国金融机构  对外投资 比较优势

作者简介：蒋松荣，男，1979年生，目前在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金融学博士

 

按照比较优势经济理论，一国应该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这一理论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盛行至今。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致力于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商品，赚取了大量经济利润，同时，引进外国资本（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各种外部金融机构融资，如早期的世界银行贷款等），进口先进设备和引进人才。这一模式支撑了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很好印证了比较优势理论。

而今，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改革开放30年累积了大量国民财富，资本实力（包括实业企业资本和金融机构资本）逐步增强，资本的“稀缺性”逐渐降低，资本回报率有长期下降的趋势，而劳动力的成本却逐步上升，稀缺性增强（如部分地区经常有民工荒的困扰）。在这种新的比较优势结构下，中国的比较优势开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劳力密集型优势逐渐减弱。因此，在新的比较优势下，中国应该更多出口资本，输出投资，换取高额投资回报。

这里用系列数据证明以上观点。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中国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82.67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35.79万亿元，外汇储备31811亿美元，黄金储备3389万盎司。（数据取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www.pbc.gov.cn）。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稳居世界第一，并且占整个世界外汇储备量的超过40%。

由于中国累积的国民财富增长速度过快。改革开始之初的1978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1990年末达到110.93亿美元，2000年初为1561亿美元，2006年10月超过1万亿美元，2012年2月末达到峰值的33096亿美元（数据取自央行网站，www.pbc.gov.cn）。

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还没有为大规模对外投资做好准备，加上大规模对外投资的专业经验缺乏，专业人才缺乏，只能将巨额外汇储备交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司先管理起来（以中国人民银行对冲外汇占款方式购汇进来）以及部分委托投资给新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但是主要的投资方向仍然是收益并不高的外国国债，而且主要集中于美国国债。

这种最简单形式的对外投资（出口换汇---国家外汇储备---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债）也许是目前中国中央政府的次优选择，但是机会成本非常高，而且潜伏巨大的集中度风险，尤其是在近年来欧洲、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债台高筑的国际背景下，这种过于集中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潜伏着巨大的违约风险。

虽然我们难以预测这颗定时炸弹何时爆炸，但分散投资风险、提高资金运作收益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国家战略和顶层制度设计。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战略扩大对外投资、藏汇于民，真正提高整个国家对外投资的效益，降低投资风险。

从经济大国的发展轨迹来看，强大的实体经济催生强大的金融业，强大的金融业又反过来为实体经济服务。

以美国为例，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实业对外投资遍布全球，也伴随着美资金融机构在全球的强势扩张。美资金融机构在遍布全球的范围内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向全球灌输美式的金融发展理念。从正面看，大型金融该机构，如美国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大型金融机构，都对世界经济有着重大影响；从反面看，比如美国雷曼公司2008年宣布破产倒闭，引爆一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仍未平息。

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对外扩张，也是伴随着许多日资和韩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扩张。企业和金融机构形成很好的互动，产融结合，共同进行国际化经营。

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后，对外贸易的需求进一步深化，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对外投资需求，客观上需要中国的金融机构能够延伸网络，在境外提供金融服务。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2年8月30日联合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746.5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中国13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4247.8亿美元。其中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8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044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7.1%。

可见，实体经济走出去已经初具规模，金融服务的需求空间广阔。

中国金融机构在中国本土做大做强后，也需要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首先是实体经济和贸易的一体化，也会催生金融服务的全球一体化，很多跨国企业都会要求合作银行也有相应的国际化经营网络支持和系统，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没有走出去，就逐渐满足不了这些企业的金融需求；其次是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把分支机构延伸到中国境内，可以给中国的一些企业提供国际化金融服务，中国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延伸服务到境外，则面临业务和客户的流失，可谓不进则退。

 

经过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已经初步具备资本输出和国际化经营的条件。（文章篇幅所限，本文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数据分析以商业银行业为主。）

由于特殊的体制原因（多数由国有控股、信誉高、基础设施和系统建设起点高）和文化原因（储蓄率较高），中国金融体系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类似，以商业银行为主导。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从2002年末的23.7万亿元增加到113.3万亿元。银行业总资产占整个金融类的总资产超过九成。因此，本文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分析以商业银行为主。

从资本实力和业务利润来看，中国商业银行已经具备雄厚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从形势看，2007年以来，美国受到次贷危机和大型金融机构破产的影响，金融业的竞争实力有所减弱；欧洲金融机构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评级大幅下降，国际信誉大打折扣；日本则由于实体经济一蹶不振，长期低迷，日资金融机构经营表现也比较差。

从经营制度看，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文化也受到质疑，华尔街和伦敦的少数银行家和交易员薪资居高不下，依赖过度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包装蒙蔽投资者和交易对手，交易员舞弊又时有发生，使得欧美金融机构面临经营模式的转型。欧美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也广泛受到质疑。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受益于良好的国内经济环境和比较稳健的经营理念，经营业绩节节升高，国际地位日益提升。（见表2、表3、表4数据）

近年来中国的金融监管理念严格、监管水平稳步提高，也为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环境，政府通过持续加强金融监管和注资解决了历史坏账问题，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1.77％；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末仅有8家银行达标增加至390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71%，完全满足国际监管标准。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的历史问题也得到很好化解，虽然经营规模不大，但是经营已经比较稳健。基金业、信托业、保险业等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因此，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拓展市场或者并购国外金融机构，已经初步具备条件。当然中国金融机构的扩张也不是趁火打劫，而是基于双方的业务合作需求，在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

 

尽快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247.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较上年末提升4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缺乏经验，对外投资存量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英国的24.5%，德国的29.5%，法国的30.9%，日本的44.1%。这个状况与目前中国的GDP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比较（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是非常不相称的，也与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地位非常不相称。

金融业走出去更是刚刚开始，潜力还非常巨大。2011年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60.7亿美元，不足对外投资总量的10%。其中银行业金融类对外投资34亿美元，占56%。截止2011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共在美国、日本、英国等3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62家分行、32家附属机构，就业人数达3.3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3.2万人。（主要是在中国香港）（数据取自《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可见，中国金融业境外投资和人员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空间非常广大。

以上分析侧重于中国金融业的硬实力，但是在软实力方面，如国际化人才储备、国际化经营理念、监管理念、政府支持体系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加快改进完善。因此，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应该选择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金融机构、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应该紧密互动，科学理性规划。

1、在业务上，中资金融机构应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业务。一是重点发展人民币业务，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拓展人民币贸易融资和结算业务。二是重点服务好当地的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以及服务好“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中国富人，包括资金结算和私人银行业务等。面对这些客户，中资金融机构毕竟有语言优势和文化优势，一般来讲，中国企业找境外银行服务，毕竟水土不服，语言不熟悉，法律不熟悉。

一是应该紧贴实体企业的需求，实体经济重点投在哪里，金融机构就应该重点投向哪里。比如根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中国对欧盟的投资75.61亿美元，同比增长26.8%；对东盟的投资59.05亿美元，同比增长34.1%；对澳大利亚31.65亿美元，同比增长86%；对美国18.11亿美元，同比增长38.5%；对俄罗斯7.16亿美元，同比增长26.1%。（数据来自《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二是应该分门别类，各有侧重。比如对于美国、香港、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而言，资金总体上是富余的，如果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投资到这些地方，资产收益率是低于中国的（不管是贷款利率还是债券收益率），没有必要，而且可能面临比中国更高的税率，因为发达国家往往社会福利好，企业税负也比较高。在这些地方开拓业务，要以结算业务、投行并购业务、私人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为主。而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是以贷款、融资、投行发行为主，争取高的资本回报，因为这些地区缺乏资金和资本。这样的投资方向和理念也与实业企业的投资方向相吻合。据统计，中国目前八成的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2011年，直接流向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投资为612.3亿美元，占82%，流向发达国家经济体134.2亿美元，占18%。（数据来自《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是选择比较熟悉的地区。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金融文化也有巨大差别，比如储蓄文化、信用文化，法律文化都有差别，对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有着重大的影响。从文化认同的角度，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适宜优先投入到文化比较较近的台港澳、东南亚地区、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3、金融机构走出去应该考虑地缘政治的因素。金融机构对外投资应该避免投入政治局势不稳定、政权稳固性差的国家和地区，比如2011年中东爆发了利比亚内战，总共有75家中资企业在利比亚投资，不少企业损失惨重，教训非常深刻，商业银行如果投入这些地区，损失肯定非常巨大。

4、在合作方式上，由于发展初期，中国金融企业对介入国家和企业还不是非常熟悉，可以循序渐进，先采取财务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合资经营——控股经营的路径，避免不熟悉情况就大比例控股，循序渐进，逐渐深化合作方式，减少新进入地区的经营风险。

5、优化金融监管。一方面，对中国监管机关而言，由于金融行业的监管比其他行业严格得多，要尽快放开金融机构投资境外的冗长审批，否则会错失发展良机。另一方面，要更多承担起对中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金融机构海外投资的监督管理，重点监测风险状况。

6、加强人才培养。对于金融业而言，人才资源是最大的资源，人才缺乏也是中资金融机构投资海外的最大软肋。中资金融机构应该进一步加快人才储备，同时，加强对海外员工的吸引力度。

7、转变政府职能，做好投资者权益保护，创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金融企业走出去经营后，如果对国外经营所得征一道税，在国内汇总到集团法人再纳一道税，则构成双重征税。对派出的中国员工，也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避免双重征税。要确保投资者的利益不因为跨国经营而使税负加重。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服务功能。比如国家商务部以及各地的外经贸厅、外经贸局，以前主要任务是引进外资、保护外资权益，现在要切实转变职能，同时做好企业包括金融机构境外投资的权益保护工作。

 

1、银行家杂志,2012年国际排名特刊（www.thebanker.com）。

2、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2年8月30日发布

3、中国银监会网站（www.cbrc.gov.cn）

4、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

5、海闻《国际贸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