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小宗农产品价格异动形成的内在机理展开研究，运用博弈理论进行分析得出：小宗农产品价格异动是客体、主体（经营者、农户）与经济制度以及市场环境多因素合力而成的，是流通过程中各经济主体博弈权力不均衡的结果，是政府监管缺失的最直接体现。最后，从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提高各经济主体素质以及完善政府监管职能方面入手，提出了治理措施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博弈论视角  农产品 价格异动 自利性

 

过去一年，国内小宗农产品价格波动异常，尤其大蒜、绿豆等价格涨幅惊人。据《成都晚报》2010年5月10日报道，在广州终端市场，绿豆从一个月前8-10元/公斤上升至26-30元/公斤，大蒜从去年年底暴涨后，近期已卖至20元/公斤，干辣椒的价格涨幅也比去年年底翻倍；与此同时，在北京等大城市，一些超市的蒜价每公斤高达20多元，甚至高过猪肉价格。2010年上半年开始，农产品涨价的消息纷至沓来，一些“蒜你狠”、“豆你玩”的说法于网络盛行。难以控制的农产品价格增加了流通成本，破坏了市场流通秩序，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引起了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强调，发改委也成立了专门调查小组展开调查。因此，弄清楚小宗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的事实真相，从根本处解决问题、攻克隐患，对农产品流通顺利开展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对以往的农产品的价格变化，国内文献有认为是供求决定均衡价格和交易量，价格虚高是市场失灵应加以政策干预（白青峰，2007）。“非典”期间大蒜等的涨价，马中山（2003）则认为是：基层部门没有定价限价的权利，只能做好监督检查和管理服务工作。纪良纲（2009）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认为：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在市场交易行动中处于弱势，对不利的交易条件只能被迫接受；扈立家、李天来（2006）在分析复杂的大市场后也认为，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缺位是农产品价格产生的根本原因。

此次小宗农产品价格异动产生的原因，黎霆（2010）通过统计数据表明，是西南气候干旱减产造成的；张玉玺（2010），黎霆（2010）认为是往年农产品价格过低，种植面积少，生产成本高，再加上没有粮食补贴政策，降低了农民种植积极性造成的；也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小宗农产品方便操盘；产地集中，易于控制；不易腐烂、便于囤积；缺乏监管、易于垄断，从而通过炒作哄抬价格（曹利群，2010；黎霆，2010）；周南（2010）则强调不能忽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的影响，经营者趁机垄断货源、哄抬价格。

综上所述，影响农产品价格异动的因素可概括为两点，即供需矛盾和人的自利性；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总结，研究经济要抓住两条：一个是供需矛盾，另一个是人的自利性。

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均衡价格和均衡交易量，当价格游离于均衡时，必然是供求不均衡所致。首先从小宗农产品的供给来看，今年的西南干旱和大部分地区的持续低温，对我国的夏季农产品产量造成了重大影响；接着从需求来看，小宗农产品都是季节性强的产品，受农作物生产规律制约，生产周期长，短期内的价格上涨，并不能靠增加产量得以弥补，因此降低了价格弹性。另外，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形式多元化严重，加上养生学的兴起，为小宗农产品市场提供了市场，价格弹性进一步降低。   

人的自利性，在经济学和博弈论中指的是给定约束条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强调个体理性；在制度经济学中指的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契约不完备，理性经济人发现有机可乘，投机取巧甚至“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交易成本及其超越经济学中，努德海文（2002）认为人的机会主义，是人的品质和制度环境都不足以约束其做出某种“损人利己”行为的倾向；夏春玉（2008）将政策分为“硬”政策和“软”政策，“硬”政策是行政政策具有法律规定的，责任落实到各部门或者个人，具有一定的执行能力；而“软”政策就是为了当时制定政策而制定，制定后不具有可行性或者可行成本太高，约束力不足；此论点与张维迎（1996）在博弈论中涉及的政策动态不一致同出一辙，动态不一致认为是政府没有积极性真正实施这项政策，老百姓也就不会相信它。当今中国内地出现的小宗农产品价格异动，很大一部分源于人的自利性，经营者利用气候影响，夸大其词，故弄农产品供给不足假象，同时垄断货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这种现象在“非典”时期曾有发生，一些投机者尝到了投机的甜头，于是利用今年气候的影响，重操旧业，大肆炒作。

参与人{农户，中间商，消费者}；参与人行动顺序为：农户→中间商→消费者；参与人的行动空间包括：农户{履约，不履约}，中间商{垄断，竞争}，消费者{购买，拒绝购买}。

设小宗农产品正常的产量水平下，其均衡价格为P，均衡产量为Q，参与者的均衡收益为π=PQ；若中间商实施垄断行为，其垄断价格为P₁，垄断销售量为Q₁；垄断收益用R表示；同时假定中间商搜寻交易信息的成本为0；其余情况下的各参与者的收益值分别用π₁、π₂、π₃、π₄表示。

首先是自然选择即小宗农产品总产量用N表示，有高、低两种；此博弈农户仅知晓自己产量，不了解市场供求状况，不清楚自然选择类型；中间商凭借信息优势能判断自然选择类型，且资金充裕能操控小宗农产品的流通渠道；而消费者处于分散状态只能被动的接受价格。因此建立不完美信息博弈，如图1所示：

   图1：小宗农产品流通过程参与主体间的博弈模型

首先消费者最优选择是购买。消费者对小宗农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消费多元化的发展，需求弹性虽有降低趋势，但除非价格超出消费者的可行支付范围，否则拒绝购买相对购买总是劣战略。

其次生产者（农户）最优选择是履约。农户掌握小宗农产品市场中的有效信息不足，违约带来的收益趋近于零甚至为负，违约就成了履约相对劣战略。

最后中间商选择垄断还是竞争，取决于两者利润之高低。中间商利用信息尤其和丰富经验可以准确判断市场状况，包括其他交易主体的选择；设中间商的选择收益为R，成本为0，则R=P_１Q_１－PQ,（Q₁<Q），R由P、Q负共同决定。

已知自然选择有高低两种，生产者、消费者的选择唯一，所以参与者的收益由中间商决定。中间商选择竞争，各参与者收益平衡（为方便理解本文设定收益均等）。各参与者的收益状况（如图1所示）分以下几种：

（1）  不管自然选择如何，若农户违约博弈结束，参与者收益均为0；

（2）  不管自然选择如何，当中间商选择竞争时参与者的收益均衡。自然选择高产量，参与者收益均为π；自然选择低产量，参与者收益均为π₂；

（3）  若消费者出其不意拒绝购买时，中间商与消费者的收益均为0；且高产时生产者收益为π；低产时生产者收益为π₁；

（4）  一般情况下，农户与消费者选择唯一。高产量时，中间商垄断收益至多与竞争收益持平，消费者收益（福利）因垄断价格而降低为π₁，π₁<π，参与者收益分别为（π,π,π₁），中间商垄断不合理，且可能出现农户产品卖不出去消费者购买价格居高不下的反供求规律现象；低产量时，中间商垄断收益用π₃表示，π₃ >π₂，消费者收益（福利）仍因垄断价格而降低用为π₄表示，π₄<π₂，此时参与者收益分别为（π₂,π₃,π₄）。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博弈结果由中间商的行为与社会总产量高的概率q决定；当q>1/2时，（履约，竞争，购买）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战略；当q<1/2时，（履约，垄断，购买）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战略。此外，由于可置信威胁缺失，中间商利欲熏心利用信息优势垄断货源牟取暴利；因此，小宗农产品交易过程存在着权力的严重不均等是中间商贪婪本性的根本原因。

日本之所以能够稳定农产品价格，是因为其完善的流通管制，首先通过消减流通环节，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和监管机制，并且农户成立专业化组织，不存在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得上述博弈模型简化成只有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完全信息静态模型，农户知道社会总产量，因此，最优策略就是（履约，购买），价格由供需决定，从而稳定农产品价格。美国则通过立法解决，陈丽芬（2010）介绍：美国几乎每种农产品和每一个流通环节均有明确的法则并做到动态完善，真正形成了标准化、规范化、有序化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这种直接和间接的监管和调控，限制了各环节流通主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这种明确的法则是一种硬政策，具有执行力，对参与人来说就是一种可置信的威胁，使参与人偏离上述均衡路径，达到新的均衡，得以稳定农产品价格。我国“非典”时期实行了严格地检查和监督工作，对中间商来说也是一种可置信的威胁，因此也没有这次小宗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问题仍处在农产品的流通环节。农产品流通渠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农产品流通制度不完善，流通主体地位不平等，流通主体缺乏诚信意识以及政府各级部门执法不力，导致了流通渠道流通主体之间博弈权利失衡；小宗农产品价格异动，看似只是诸多因素影响的偶然现象，究其实质是流通主体间权力不均等的必然结果。结合国内外经验，解决并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1995年制定的《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尚属“软”政策，缺乏约束力，影响执行效果；应积极筹备，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产品流通“硬”政策，保证问题的处理有法可依。

第二，开展专项检查，加大惩罚力度。中央政府和各级相关部门加大执行和检查力度，将现行的政策职责、义务落实到各流通环节实处。鼓励群众举报，充分利用媒体，将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予以曝光并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第三，改善农产品流通组织结构实现一体化发展。发展农户与消费者协会，建立合作化或一体化组织，增强各交易主体的话语权，强化博弈权力均衡博弈结果，从而提高流通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诚信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积极开展各项教育活动，有意识的培养流通主体的诚信观念；政府、组织、个体联袂开展各种合理征信活动，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征信系统。

第五，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扩大信息采集范围。建立公平、公正的信息交易平台将市场信息透明化、公开化，充分发挥信息的服务功能，彻底消除不法分子在流通渠道交易中的信息优势；此外，还要加强完善市场监测预警功能，不但对农产品市场出现的不良现象能即时反映，对潜在危机也能迅速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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