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地区间与城乡间的比较分析

                                          作者： 李仁宇（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本文利用1987-2009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一直表现为正的效应，且FDI与地区间收入差距不存在倒U形关系；然而FDI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存在倒U形关系，即FDI的进入先是加剧了城乡间收入差距，但随着时间推移，FDI却对城乡间收入差距起弥合作用。

关键词：FDI；地区间收入差距；城乡间收入差距；倒U形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最主要的形式，其流向具有区域选择性。中国因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成为许多外国投资者对外扩张的目标。自1993年以来，我国大陆FDI流入量就在发展中国家位居第一位，并且于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统计资料显示，2001-2010年间，我国大陆实际利用外资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5%，与我国GDP增速基本相当。

然而FDI在国内地区分布严重不均，已经使其成为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关于FDI对我国收入差距影响：一种观点认为，FDI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起到了缩小或弥合作用（赵晓霞、李金昌，2009；谢申祥、王孝松，2011；范爱军、卞学字，2011）。詹宇波、刘荣华（2010）认为FDI对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呈现倒U形，即在改革开放初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而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FDI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FDI进入拉大了我国各省自治区内部的城乡间收入差距，但是缩小了地区间的工资差距（戴枫，2010）。而多数学者持第三种观点，即认为FDI进入扩大了我国地区收入差距（Xing, Zhang，1995；Sun，1998；赵莹2003；万广华、陆铭及陈钊，2005；王少瑾，2007；沈毅俊、潘申彪，2008；何枫，徐桂林，2009等）。

从研究的视角看，目前针对FDI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也可概括为两类：一方面FDI进入影响了地区间收入分配。截至2010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2.08%分布在东部地区，FDI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加剧了地区间工资分配的不平等（Chen, Chang，1995；孙楚仁等，2008；宣烨、赵曙东，2005；陈怡，周曙东，2009等）。

另一方面，FDI进入影响到了城乡间收入差距。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攀升，而农民收入增加的速度却逐步放缓，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如赵晓霞(2009) ，张广胜、周娟(2009)，刘渝琳、滕洋洋等（2010）认为外资开放都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何枫和徐桂林(2009) 却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形关系，未来我国FDI依存度的上升都会进一步恶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詹宇波，刘荣华（2010）提出现阶段中国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城乡收入不平等来解释，王洪亮，徐翔（2006）也提出我国城乡间收入不平等较地区间收入不平等更甚，但地区间收入差距较大仍是不争的事实。如2010年，我国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273元，而同时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分别为15962元和16806元。2010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市为7.457万元，而最少的贵州省人均GDP仅为1.324万元。那么到底FDI在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分别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且哪一种表现尤为突出，同时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他们的作用大小比较，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解答这些问题，为现有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做个补充。

（一）变量选择及定义

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但本文基于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影响比较的视角，通过大量文献的查阅，通过总结分析选择的变量主要包括：

选取人均GDP（谢申祥、王孝松，2011）、城乡间收入比作为衡量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被解释变量，选取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干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外贸易水平等变量为解释变量。

根据各类文献的总结分析我们可以假设这几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大致的影响关系，各变量的定义及假设见下表1，实证分析时各变量均取对数。

表1  各变量的定义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研究1987-2009年FDI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和面板数据的特点，设定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本模型所用样本时间自1987年至2009年，数据来源主要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相关资料，并根据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消除价格指数影响的处理。由于内蒙古、青海、西藏三省的FDI数据缺失，在数据分析时将这三个省排除在外。并且在计算时把重庆与四川的数据合并处理。本文样本选择了23年27个省市的数据，样本总数为27×23=621个。外商直接投资是用的历年流量数据。除受教育程度外的其他数据都进行了价格指数的处理。

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水平。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6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数据，这里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5个层次，根据如下公式可以计算出我国人口平均教育年限Edu：

其中 为各个教育层次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为各个教育层次人口的累计教育年限，定义各教育层次的受教育年限依次为3年、6年、9年、12年和16年。

本文利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9.1，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方法，并通过对二种估计方法结果进行豪斯曼检验，选定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作为本文的计量结果。

表2  计量结果（1）

注：***代表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2给出了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实证结果显示：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有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贸易。而显著对城乡间收入差距起扩大作用的因素有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地方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

（1）FDI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实证结果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间收入差距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从数值上看，FDI每增加1%，使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0.07296%，而FDI每增加1%，使得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0.00483%。可见，FDI的地区分布差距扩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但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大于对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造成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应该从下面几点考虑：一是从FDI省际分布的差距来看，FDI在华省际分布不均衡加剧了各省市区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差距，也影响到了各省市间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分配[1]。二是从利用外资的统计数据看，2009年利用外资数据表明：北京、上海等省市服务业FDI占其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在50%以上，而河北、山东、江西、湖南等省市服务业FDI占实际利用外资比重还不足30%，可见省际间引资质量存在差距。

虽然FDI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但城乡间收入差距对FDI不够敏感。由于农村不良的投资环境抑制了FDI 的流入(Atkinson和Brandolini，2003)，FDI主要分布在我国城镇地区，FDI进入增加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城镇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由于地理、语言等优势，FDI进入必然促使更多省内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为此FDI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省内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

（2）人力资本水平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与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数值上看，人力资本水平每提升1%，使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分别扩大0.41857%、0.29819%。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差距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也再次印证了蔡昉、都阳(2000)等学者的观点。

人力资本的提升，扩大了收入差距，究其原因，一是我国教育资源存在地区间不平等。从表3可知，我国沿海省市大专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普遍高于中西部省市，地区间教育的不平等必加剧收入的不平等（白雪梅，2004）；二是城乡间分布不平等，从表3得知，越是不发达省市城乡间受教育程度差别越大，如2009年，青海省城市居民中有25.23%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而乡村地区居民中仅有0.71%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二者相差35.54倍，说明不发达地区城镇人口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城乡受教育程度巨大差距严重影响到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三是人口迁移的作用，人才的集聚效应促使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城镇地区吸引更多高素质劳动力迁入，这必将进一步加剧受教育程度地区间和城乡间的不平等。

表3  2009年我国各地区城市、镇、乡村大专以上所占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3）FDI、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表2地区间（2）和城乡间（2）的实证结果显示，FDI与人力资本的共同作用扩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及城乡间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对引资国人力资本有重要影响（Borensztein,Gregofiohe,Lee，1995；马衍军，2005；代谦、别朝霞，2006；倪海青、张岩贵，2006；王维国，颜敏，2008等），而人力资本是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因素，FDI进入会通过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来推动当地收入水平的提升，进而扩大收入差距。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城乡间（2）的FDI估计系数却为负，说明FDI的进入会对城乡间收入差距起抑制作用。在没有添加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下，FDI对城乡间收入差距影响虽然为正但不显著，也说明了FDI对城乡间收入差距影响不够明确，有待本文进一步验证。

（4）产业结构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整体要求要高于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2010年我国从事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分别占4.19%和8.6%，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达到35.97%[2]。而2010年我国城镇单位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16717元，制造业平均工资为30916元，服务业平均工资达到约41178元，可见第三产业比重提升势必拉大地区间收入差距。由于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主要分布在农村或城市郊区，第三产业主要分布在城镇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主要属于城镇居民，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提高会相对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加剧城乡间收入差距程度。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各地区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制造业的占54.07%，从事建筑业的占21.54%，而从事第三产业的仅为16.67%，且又以从事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为主，而2005年城镇单位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平均劳动报酬分别为15256元和13876元，远低于第三产业21339.43的平均劳动报酬水平[3]。

（5）固定资产投资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4]。因为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分布上的差距，以及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分布上的不严重不对称，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会使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0.09381%，而FDI每增加1%，使得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0.01981%。这与何枫、徐桂林（2009）研究结论一致，他们认为增加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居民收入分配不均有拉大的影响，投资率每提高1％，就会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0.02％。

（6）地方财政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地方财政支出显著扩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邓旋（2011），莫亚琳、张志超（2011）等学者研究也认为政府增加财政支出会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只是认为不同项目的财政支出对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互异。陈安平、杜金沛（2010）也认为，地方政府倾向于把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建设，这成为扩大城乡差距的原因之一。

（7）对外贸易水平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对外贸易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正向影响。本文是用各省市进出口总额来衡量各省市对外贸易水平的，可见，对外贸易额每增加1%，将分别促使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0.05514%和0.07096%。这与绝大多数的研究保持一致，即对外贸易扩大了收入差距（赵莹，2003；万广华，2005等）。

从统计数据看，1987－1994年阶段，由于从1984年开始我国逐步推进城市经济的改革，城市居民收入增加速度超过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速度。我国城乡间收入差距呈现为扩大阶段，1995-1998年期间，我国城乡间收入差距表现为缩小阶段，1999年以来，我国城乡间收入差距又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为此一些学者（何枫、徐桂林，2009；詹宇波、刘荣华，2010等）在模型中加入FDI的平方项，进而考察FDI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影响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本文就试图将1987年以来的数据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1987-1994、1995-1998、1999-2009。本文考察FDI不同时期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进一步验证FDI与地区间收入差距、城乡间收入差距影响是否均存在倒U形关系。

三个时间段下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见表4。

表4 计量结果(2)

注：***代表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地区间实证结果显示，1987-1994年间，FDI每增加1%，促使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0.03183%，而到1999-2009年间，FDI每增加1%，仅使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0.01531%。显然，FDI对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正不断变小。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加上国家政策优势，FDI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1997年亚洲金融爆发后，我国利用FDI总量有所减少，加上2001年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西部地区吸引了部分FDI，FDI集中程度下降，然而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FDI又呈现出集中分布的趋势（蒋伟、刘牧鑫，2010）。FDI的地区间分布的严重不对称加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虽然近年来外资仍有集中的趋势，但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和引资政策的调整，中西部地区引资的力度在加大。然而地区间（6）给出了加入FDI平方项（lnFDI2）后的估计结果，lnFDI2系数为正，显示FDI与地区间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倒U形关系。

而城乡间实证结果显示，1987-1994年间，FDI与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FDI每增加1%，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0.03845%。而到了1999-2009年间，FDI与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表现为显著负相关关系，FDI每增加1%，城乡间收入差距缩小0.02452%。模型中进一步加入FDI的平方项（lnFDI2），结果显示，lnFDI的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为此表明FDI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即FDI进入先是加剧了我国城乡间收入差距，然而随着时间推移，FDI对城乡间收入差距起到弥合作用，这与何枫、徐桂林（2009），詹宇波、刘荣华（2010）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收入差距的研究比较多，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FDI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或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一方面来展开研究的，且一些学者用城乡间收入差距来代替地区间收入差距，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值得关注，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同的。FDI的区位分布差距加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程度，但通过分时间段的估计结果看，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在下降。然而本文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二次项后，仍不能得到FDI与地区间收入差距存在倒U形关系的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存在地区间分布的差距，FDI更是集中分布在城镇地区，FDI大大增加了城镇地区的资本存量，为城镇地区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FDI影响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分配，外资企业在工资上的优势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外资的进入进一步提升了加大了城乡间收入的两极分化。但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的二次项后，发现其系数显著为负，证明FDI与城乡间收入差距表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

同时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水平等因素后，也发现同样的因素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效应也是不同的。当然本身影响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因素应是不同的，因为考察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是站在省市整体的角度，而考察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还应考虑农业、农民自身因素（胡荣才、冯昶章，2011），比如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农业经济结构等，虽然本文这样做是基于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影响比较的需要，但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欠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针对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当前形势下，一方面，需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引资的力度，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加强我国各地区在引资政策上的协调，从我国整体产业布局出发，不断促进外资在我国的良性分布；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然而现阶段无论地区间，还是城乡间我国人力资本的分布均存在的严重差异，为此，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调整现有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发挥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加快人才引进。同时国家可从宏观层面上调控人才流动，积极引导更多大学生服务于基层，服务于农村。第三，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FDI大量进入，而服务业FDI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远高于制造业，为此应加强对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的教育和培训工作。第四，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之间的互动，推进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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