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选[1] 陈吉昆²‪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 710054）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日本、欧盟等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明显减缓，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企业，这些国家都加大了对国内企业的支持，加大了自产自销，减少了进口，这就使得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中国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国内投资过热造成的产能过剩也逐渐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利因素。由此可见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加大国内消费，增加国内需求成为了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本文从贫富差距、消费结构、税收、通货膨胀和储蓄等五个方面，探讨了增加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路径。

关键词： 城镇居民 消费意愿 支付能力消费结构 可支配收入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出口、消费被喻为 “三驾马车”，但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我国GDP增量中所占的比重却一直处于失衡状态。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投资与出口，因此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困扰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首要问题。无论是短期内巩固经济复苏成果还是保持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都要求中国尽快启动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第二次转型”。

从出口方面来看，自从2009年开始，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持续贬值,使得以加工、制造为主营业务的企业的成本陡然增加，因此出口受到很大的冲击。2009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9461.2亿美元，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5215.3亿美元，下降21.8%，而上年同期为增长25.7%，为十余年来最大跌幅；进口4245.9亿美元，下降25.4%，上年同期为增长30.6%。累计贸易顺差969.4亿美元，下降1.3%，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41.0%，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2.9个百分点^[1]；在投资方面，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目标的4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推动经济回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之带来的产能过剩、通胀压力、财政风险等问题必将会致使仅靠政府的刺激难以为继；消费方面，由于上述“两驾马车”已经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与挑战，那么依靠消费的方式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就显得十分必要。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在80%左右，而我国在过去的30年间，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步伐极为缓慢，其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落实这一决策，对于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意义十分重大。

通过上述三点可以看出：投资增加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投资形成的新产能，国内无法充分消费，就只能靠出口，但是出口环境遭遇的不确定性又迫使投资形成的新产能必须转为内消，如此循环必定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应将增加国内消费作为这一时期主要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以出口、投资为主，消费为辅的经济增长模式，强化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刺激国内需求，鼓励居民消费，就要提高居民就业率，为百姓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降房价、控物价、改善税收结构），提高百姓的消费意愿，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改变居民的储蓄偏好，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中等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从而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当上述条件逐一满足后，消费动能不足的问题将会得到缓解。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笔者对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计算。如图1和表1中所示，1988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居民的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从1988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8%，而处在同一时期的美国、英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居民消费率分别大约是71%、65%、56%和55%。由此可见，我国的消费率相对较低，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表中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计算得出。

    同时，根据中央银行2011年三月发布的一季度储户、银行家、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包括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变相储蓄及储蓄存款，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创下了1999年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我国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与内需不足并存。意味着我国的消费潜能很大，但是在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不利、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通货膨胀、过高的储蓄偏好和恩格尔系数回升等因素的作用下，造成了消费疲软，需求动力不足。

第二，广大居民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与社会产品相对过剩并存。经分析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产能过剩的消费品不是居民具有消费意愿的产品，另一种可能是居民对这种消费品具有刚性需求，但是由于价格因素或不合理的税负转移等原因，致使消费者不愿花更多的钱在此种消费品上，从而选择替代性商品或者变消费为储蓄。

第三，过度消费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过度的消费是指高收入人群无节制的对非必要性消费品或奢侈品的需求旺盛，而有效需求不足即中低收入消费群体对生活必需品等必要性消费品的支付力度不足。简单来讲就是由于收入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富裕阶层消费过度，而广大低收入阶层却无力消费。

人们的消费动机只有一个，即获得效用。我国现在的消费能力不足，并不是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造成的，而是因为居民的普遍收入不足以满足其消费动机。举个例子来说，汽车逐渐成为家庭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是这种交通工具的普及率一定没有达到每户一车的状况，因此可以说，居民对汽车的效用需求很大，但是有如此巨大的需求，却未被满足，笔者认为原因有五点，第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条件下，中低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且不足以满足对需求效用的支付。第二，消费结构不合理。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在满足了生活需要之后，基本处在了停滞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看出我国消费结构不均衡，消费品的创新力度欠缺，难以激发新的消费热点。第三，税收模式不合理，有碍于消费增长。在商品流通环节，生产者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将税收转嫁给消费者，增加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在此条件下，理性消费者会选择低成本的替代性商品，但当替代性商品不足以满足其效用时，消费者可能会被迫放弃消费意愿；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较低，不利于中低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因此限制了潜在性需求。第四，通货膨胀背景下，CPI不断走高，工资上涨幅度小于CPI上涨幅度，即名义工资增加实际工资减少，实际工资下降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缩水，造成购买力的下降。第五，在预防性消费动机和金融衍生产品缺乏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一直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较高的储蓄偏好必定会影响消费。

要改变城镇居民消费不足的现状，就要深刻分析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上文中提到的影响五点因素，正是我国居民消费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当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时，可有效改善我国消费不足的现状。

美国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合益集团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越南与泰国是世界上工资差距最大的国家，在中国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员的工资比从2006年的10.5倍增加到2007年的11.8倍，相比之下美国、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管理人员与职工人数的工资比维持在3-4倍之间，挪威、加拿大和瑞士维持在2-3之间，新加坡为4.7。

根据丁蕾（2010）关于镇居民各收入组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变化对其消费需求的影响的计量模型（作者将城镇居民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类，分别为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低收入组）估算得出的结论为：高收入组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每上升1%，则平均消费倾向下降1.55%；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每上升1%，则平均消费倾向上升11.85%；低收入组的收入在总收入组的比重每上升1%，则平均消费倾向上升3.52% ^[2]。

由此可见高收入水平组的收入与消费倾向负相关，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收入与消费倾向正相关。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低消费倾向的高收入组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高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层只有消费倾向，没有消费能力，使社会总体的消费意愿降低。

收入差距的拉大，会直接阻碍居民的消费需求。因此不能在认识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有促进消费需求的问题上一刀切，要把重点工作放在增加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的收入上来，只有切实增加城镇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才可以使有效需求得到满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全国为11242.85元；占10%的最低收入户为4532.88元，占10%的低收入户为6195.32元，占20%的中等偏下收入户为7993.67元，占20%的中等收入户为10344.70元；占20%的中等偏上户为13316.63元，占10%的高收入户为17888.18元，占10%的最高收入户为26982.13元。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等收入户及其以下的家庭均未达到平均消费水平。因此，如果中等收入家庭能达到平均消费水平，中等偏下和最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能提高一个档次，那么我国的内需水平就会有很大的提升。笔者认为，提高工薪收入仍将是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给居民消费一个较良好的未来预期，从而促进居民生活质量整体提高.

消费的对象只能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结构必然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当人们的消费从生存型消费过渡到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时，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的要求就会提高，就会推动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

韩海燕与何炼成（2010）通过对弗里德曼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理论的演变，将城镇居民的收入分为稳定性收入与非稳定性收入，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问题的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稳定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非稳定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城镇居民稳定性收入的储蓄份额大于非稳定性收入的储蓄份额。由于非稳定性收入主要由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构成，因此需要为增加居民非稳定性收入营造良好的、稳定的经济环境，随着非稳定性收入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3]。

工薪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决定性影响，财产性收入促进消费高级化。财产性收入属于非稳定性收入，非稳定性收入多寡会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意愿，相比之下非稳定性收入较多的居民对收入的预期明显优于其他居民，正是这些收入和心理因素使财产性收入表现出促进消费高级化的特征。因此加强非稳定性收入，有助于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应从政策上支持居民获得非稳定性收入，为居民获得非稳定性收入创造更好的社会条件。

依据马克思消费理论，消费的扩大不仅是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还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在解决非稳定性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同时，要从政策上鼓励消费途径的多样化，除了基本生活所需要的消费和部分储蓄对可支配收入的分流以外，增加精神需求消费，开发精神文化等更加上层的消费需求。加大对非物质生活重要性的宣传力度，使城镇居民从内心体会到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让其乐意从可支配收入中划拨一部分资金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而不是一味的进行预防性储蓄。根据不同收入群体，发现不同的消费品偏好，不断挖掘新的消费热点，针对不同收入组别，设计开发新的产品，将不同收入层级的潜在购买愿望转化为实际购买力，实现有效消费需求的良性循环。

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在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主要从企业税收和个人税收两个方面入手来阐述税收对消费的积极影响。

    从企业税收方面来讲，一方面，降低企业的税收门槛，是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降低营业税可以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发展意味着新产品的不断更新，从而会形成新的消费商品以及消费热点。另一方面，虽然增值税在商品的各个生产流通环节向企业主征收，具有普遍连续性，但企业主在销售商品时又通过价格将税收负担转嫁给下一生产流通环节，最后由最终消费者承担。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对于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度比较大的几类日用消费品实行13%低税率^[4]。可以在最终环节予以免税或实行零税率的照顾，或者考虑对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实行更低的税率。生活必需品税负的下降，可以有效扩大消费。最后一方面是关于中小企业实行减税免税的措施。因为企业的自身特点，中小企业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拉动就业做更大贡献。当一部分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得到解决时，其消费意愿自然会得到提高。所以对中小企业实行减税与免税，对增加消费需求有积极的作用。

    从个人税收方面来看，税收与消费两者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税收增加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降低居民消费支出；反之，税收减少会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因此，在运用税收政策过程中，可通过减少税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最终刺激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

政府可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和提高费用扣除标准等方式，直接增加居民当期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即期消费支出的增长。2011年的两会关于民生问题的讨论中，已有代表明确提出要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作为今后税收工作的重点，同年 6月3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税法的决定，根据决定，个税起征点将从原先的2000元人民币提高到3500元，第一级的税率从5%降到3%，使得低收入群体纳更少的税，这对于调节收入差距是一个进步，同时也体现了决策层对税收—可支配收入—消费三者关系的重视。在流转税方面，政府可通过降低消费税的税率，降低市场销售产品的含税价格，增强居民对消费品的购买力，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在财产税方面，税务部门可通过降低财产税税率或缩小财产税征税范围来增加居民持久性财产收入，刺激居民持久消费支出增长。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在40%-49%为小康，在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的，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2014元，在支出比1993年增长1.90倍的同时，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50.13%降到了37.9%。但是从2002年开始至2008年，恩格尔系数下降幅度开始减少，2008年为37.11%，进入2010年之后，这个百分比重新回到了40%左右，达到39.76%。而在相同时期内，美国的恩格尔系数约为14%，英国与德国在12.5%附近徘徊，同处亚洲的韩国与日本的系数值也只在20%。有关专家预测，到2012年中国恩格尔系数将突破40%，也就是由富裕重回小康水平，由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倒退。

根据以上几组数据，笔者发现，恩格尔系数的重新回升，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食品的支出在近几年保持增加趋势，这意味着除食品以外的其他方面消费支出减少。进入2009年后，CPI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呈现出急升缓降、升多降少的特点，并且表现出缓升态势。虽然在2010年CPI指数控制在了国家预期的5%以内，但是在翘尾因素的作用下，2011年第一季度，CPI指数一度达到了5.3%。由此可见恩格尔系数的回升，和CPI指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两者呈现出正相关性，随着CPI指数的上涨，城镇居民在食品上的花费增加，致使恩格尔系数上升，恩格尔指数的上升意味着除食品以外的其他消费需求减少。此处还要提及另外一个指标，PPI指数（工业品价格指数）,和CPI指数变动特征相似，PPI指数也在进入2009年后，持续上扬，这就意味着工业原材料：钢筋、水泥、木材、塑料等的价格上涨，而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上涨，又会增加建筑业、制造业等生产性行业的成本，为了转嫁高成本造成的利润损失，生产者便提高销售价格，将利润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在CPI、PPI这两种指数的共同作用下，加剧了消费的不确定性，浓重的观望气氛会使本来就不景气的中国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当消费信心受到冲击之后，想要重新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因此笔者认为，控制好CPI、PPI这两个指数至关重要，这需要国家对生产行业加大补贴力度，只有保证了生产企业的利润，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利润转嫁的现象；降低CPI指数就要控制国内资金的流动性，也就是要回笼热钱。2011年1月至4月，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四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对控制通货膨胀的信心。随着“两控”的不断深化，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恩格尔系数会随着CPI指数、PPI指数的回落而降低，当城镇居民在食品上的花费降低时，对其他消费品的消费偏好自然就会得到提升。

长期偏低的消费水平主要是源于城镇居民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不确定性感受及流动性约束而增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节节高升，2008年居民存款总额达到217885亿元，存款储蓄率为51.3%，而同期世界平均储蓄率不到20%，如果中国的储蓄率与世界接近的话，会增加10万多亿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是巨大的^[6]

金融衍生产品的单一性、风险性和不确定的预期都会降低城镇居民对金融产品的投资偏好，相比于这些创新不足且并存着高风险的金融衍生物，银行的风险就低的多，我国的银行不同于国外私有制之下的银行，不需要自负盈亏，纵使银行的资金链出现问题，也有政府雪中送炭，慷慨解囊。基于这种特殊的银行金融系统，造成了民众对银行的依赖心理，在民众固有的思维模式之下，银行永远不会倒闭，所以将钱存入银行是最保险的投资方式。同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自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压力，增加了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成了预防性储蓄情绪高涨，这就充分解释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储蓄大国。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降低城镇居民的储蓄偏好，应该从两个大方面着手应对，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福利，全面提高在岗职工的待遇，优化退休人员养老金制度，降低城镇居民就医成本，减轻城镇居民对子女教育投资的负担，从根本上降低预防性储蓄。另一方面：应健全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和的资本市场。首先，要大力开拓低风险金融产品的创新，创造连接不同市场的产品，如结构性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等。第二，切实发展健康的资本市场，根据资本市场的风险评级，适度鼓励商业银行自有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第三，大力发展城镇居民个人理财业务，加快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创新步伐，增加居民投资渠道。最后，通过各种资产管理产品的吸收，转移客户的部分增量存款，分流部分储蓄存款。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受到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影响，要想提高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从多个角度增加他们的收入是一个最根本的途径，根据我国学者以往的研究，仅增加其收入的短期性政策效果并不能立刻提高消费需求，要从根本上建立长效机制，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商品物流和信息流通、更新消费观念等，降低储蓄偏好，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中等低收入城镇居民及其子女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失业等方面的顾虑对于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得到弱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解决我国消费不足的现状，才能将我国从生产大国转型为消费大国。

 

[1]景维民,朱兴龙. 对未来几年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J].领导之友.2010，(01):11-13

[2]丁蕾.我国城镇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0，（02）：26-27

[3]韩海燕,何炼成.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问题的实证研究[J].消费经济.2010，(03)：8-12

[4]岳树民.运用财政税收政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J].税务研究.2009,（01）：19-22

[5]戴明祥.对我国消费不足的有关思考[J].网络财富.2010,（05）：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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